耐克公司2011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日前公布。在2010财年，耐克在全球共有37％的运动鞋打上了“越南制造”的标记，而这一财年，打上“中国制造”的耐克运动鞋只占34％。这是在耐克史上，第一次出现“越南制造”超过“中国制造”，也意味着，越南终于取代中国成为耐克全球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基地。

最无奈的现实———

代工耐克

越南首超中国

1980年，耐克公司开始与中国谈判，决定将其运动鞋的生产基地从当时的韩国、中国台湾移至中国内地。很快，中国成为了耐克运动鞋的最大生产国，并一直持续到2010年。

在更早之前的2001财年，中国生产了耐克40％的运动鞋，在各国排名第一，而越南只占到13％的份额。但到了2006财年，中国的耐克运动鞋产量比重已经下降至35％，而越南则快速上升至29％。2009财年，中国和越南的耐克运动鞋产量比重相等，同样是36％。直到2010财年，越南终于取代中国成为耐克全球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基地。

2005年，是耐克的代工厂“出逃”越南关键的一年。2005年，耐克公司全球最大的两家代工厂台湾宝成和丰泰纷纷传出“越南扩产”的消息。从那一年开始，丰泰集团就把许多中国订单下到了越南，同时大规模扩充在越南的4个加工厂的生产线，还投资1600多万美元在越南新建一家工厂。紧接着，宝成集团也计划在越南新上马生产线15条。

对于“出逃”的理由，当时的说法是：“越南的低廉劳动力，使越南对外资的吸引力逐步释放。”

最清晰的趋势———

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出逃”

与耐克的“出逃”不同，全球最大的鞋业贸易公司之一的美国布朗鞋业却选择了留守。“由于越南工人动不动就罢工，所以我们目前仍愿意将订单下给中国的代工厂。”

耐克工厂的“出逃”尽管并不具有绝对的代表性，但它却真真实实地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出逃”势必成为一种趋势。

耐克从1964年的日本制造，到上世纪70年代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再到之后的中国内地。进入21世纪后，越南逐渐成为其重要生产基地。从耐克的发展史中不难看出，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进行生产转移的动作绝对不会在中国停顿。

“事实上，现在东莞生产的各项成本都在快速上升，作为需要劳动密集型的制鞋工业，我们已经无法在东莞生产。”上述东莞鞋业贸易公司的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们会将中高端鞋的订单下到温州、福建或者是内地的一些代工厂，那里不仅有技术，有原料，人工成本也相对较低，而另外一些低端鞋的订单则下到东南亚其他国家，如越南、印尼等，甚至是更远的埃塞俄比亚，因为那里的成本更低。再过一两年，等国内的各项成本再进一步上升，而上述其他国家的技术、原辅料配套上来后，也许就连中高端鞋的订单就会陆续往外走了。”

“说实话，其实早在五六年前，这种迹象已经很明显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易行健开门见山指出：“狼来了”的呼声，从2008年便开始喊了。2008年5月，香港组团43家制造企业完成了对越南的考察，目的是“探讨将生产线转移至越南的可行性，以舒缓在‘珠三角’生产线的成本压力”。

“廉价劳动力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易行健指出，“确切来说，应该是生产要素，包括了劳动力价格、土地租金、当地政策等等，再加上近年来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选择了越南并不是一件让人意外的事情。只是，这种‘转移’的速度在加快。”

最坏的设想———

“骨牌效应”导致制造业萎缩

“如果我们真的要往最坏的方面去看这个问题，那会是怎样的一个状况？”，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林江指出，首先是生产能力过剩。一方面，鞋业的生产设备已经一无是处了，相当于前期投资化为乌有，甚至还需要人来清理这些大型垃圾；另一方面，可怕的是心理上的影响———多米诺骨牌陆续倒下———鞋业“逃跑”了，那么与之相似的行业，例如制衣、箱包等行业的人士开始担忧，也有可能紧跟着“外逃”，剩下的企业则宁可停工也不敢接下太多的订单，影响了整个制造业的生态，且由于信贷关系等等，将会间接地冲击金融体系……

“如果再继续假设下去，那么可以想到的是，作为劳动密集型龙头产业之一的制鞋业，将会连带着衣帽箱包等相类似行业的冲击，导致制造业萎缩，广东的商业环境恶化，出口大减，GDP下滑……”林江一一数着，然后指出：“如果真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这确实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最深入的思考———

珠三角不能永远做“世界工厂”

没有了“耐克”，我们能靠“普拉达”、“路易威登”吗？林江似乎并不太乐观：“表面上看，现在不少奢侈品的品牌持有者都将OEM业务放在中国，或者说集中在珠三角，但细心想想，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根据调查，他发现奢侈品商品一般采取三类售价：“意大利或者说欧洲本土生产的，卖得最贵；然后是南美洲的产品，价格二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生产的产品，卖得最便宜，”林江分析指出，“这说明什么？‘中国制造’也面临压价问题。”换言之，即便是给奢侈品做OEM，企业利润也有限。

在“思考出路”这一块上，似乎易行健和林江的看法都非常相似———“珠三角不可能永远都是‘世界工厂’。”易行健更直接地指出，“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仅仅靠廉价劳动力来吸引简单的加工业这个阶段了，而且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过程也许是痛苦的，但是我们需要上升一个新的台阶。这就回到我们坚持的主基调———还是得靠转型升级。”

最根本的出路———

以生产性服务业填补空白

“耐克”走了，我们拿什么填补？“短时间内多少会有些担忧，但我们必须得向前走，”易行健指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走了，要拿什么填补呢？生产性服务业。这就是我们说的‘微笑曲线’的一段。可以这么说，制造鞋子的工厂转走了，我们可以做鞋子的设计、品牌的销售等等，这些生产性服务业不仅绿色环保，创造的价值也不少。”

“现在的形势尚未至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我们必须要利用好这段时间，要有危机感，”林江则建议，“其实珠三角的制造业只有两个选择：继续给别人代加工，或者自己创立品牌给自己加工。这当中都没有捷径可走。”

逐渐远离“世界工厂”，珠三角甚至要调整自己的角色形象———“我建议珠三角的制造业文化也要发生改变，”林江进一步指出，“过去，企业家总要把自己企业的利润‘通吃’、‘吃尽’、‘赚到十足’。这是因为企业只做OEM。但是一旦要做内销，这样的文化核心就要发生改变：企业家的利润要重新分配，要让上下家有钱赚，要让利给工人。只有人民大众都有钱了，才从根本上拉动本土品牌的消费。”